儿时的记忆
八五五农场学校小学部 常凤云
赵君玲的父母都是59年来北大荒的山东支边青年,在她儿时的记忆里,父母总是特别的忙。她两三岁时就上连队的托儿所,每天到托儿所接她的不是大哥,就是二哥,就连上学都是大哥硬拉进教室的。
六十年代末,农场被退职在家的女职工都已经是孩子的妈妈,队里要组织她们成立家属排。要上班,就要解决孩子的问题,于是各连队都办起了托儿所。所里的保育员一般都是岁数大,身体弱的家属担任。那时十六队的孩子小的两三岁,大的五六岁,都在一个大屋里,由两个保育员看管,三岁的赵君玲就是那个时候进托儿所的。
托儿所在连部前面的一个大坯房里,泥草抹的墙壁,两个不大的木窗,棚顶是纸糊的,南北两铺大炕。地中间一个砖砌的炉子,是用来给孩子们烧水、做加餐饭的。每天孩子们都要从家里带一把米和一个鸡蛋,用小碗装着带到托儿所,阿姨有时将所有的米合在一起为孩子们烧米粥、煮鸡蛋,有时就用每人带来的碗和米,给孩子们蒸米饭。作为每天的加餐,以确保孩子的营养。水果就是连队的西红柿下来时,菜地班的会摘些小柿子送到托儿所,阿姨洗干净了每个孩子发一个。至于香蕉、桃子那些奢侈的水果,孩子们听都没听过。有些孩子因为缺乏营养,用手抠窗台上的土吃。
让赵君玲记忆犹新的就是,每天她拿的米都是很少的孩子中的一个,鸡蛋也时常拿不到。一到交米时,阿姨都要嘱咐她:“明天让你妈妈多拿一些米来,再给你带个鸡蛋。记住了吗?”可是,每次她央求妈妈多拿些米时,妈妈给的米依然是只盖个碗底,依然是没有鸡蛋。因为家里的口粮总是吃不到月底,没有养鸡又买不起鸡蛋。每天早上她都不愿意去托儿所,她怕阿姨再跟她说那些她不愿意听的话,怕看见其他的孩子吃着香喷喷的鸡蛋。
记得有一天上午快下班时,她和同伴却睡着了。别的孩子都被接走了,阿姨见她俩睡得正香,便没有叫醒她们把门锁上回家了。当她醒来时发现身边没有了阿姨,周围也安静极了只能听见棚顶老鼠来回走动的声音“哗啦~哗啦~”,她禁不住害怕哭了起来。哭声惊醒了同伴,于是两个孩子爬下炕去推教室的门,可怎么也推不开,她们只好又爬上炕挤在窗前一边哭一边拍打着窗户。这次她发现了来接她的哥哥,立刻大声呼喊起来。哥哥虽然发现了她们可无奈门锁着他也开不开,无法将她们带出去。就这样两个孩子一直哭到哥哥将阿姨带来开门。那种空虚与无奈的恐怖感觉烙在了孩子幼小的心灵上。
在托儿所里做的最多的游戏便是丢手绢,一边玩一边唱着丢手绢的儿歌,除了上厕所要去院子里,其他的时间都在屋子里玩。因为屋里地上是泥土地面,孩子们一跑便到处是灰,一天下来孩子们的脸上个个像个花脸猫,阿姨总是要在父母们来接孩子前用热水给孩子们洗脸,孩子们是最不愿意洗脸的,阿姨一边沾水擦着孩子的脸一边夸赞着:“看这小脸多白啊,洗干净就更白了。”边夸边洗,就这样孩子们总能以干净的面庞站在自己父母的面前。
孩子们在托儿所虽然学不到知识,可毕竟有人管,所以父母总是能安心上班。可到了晚上,孩子就可怜极了。
1969年是文革时期,白天要抓革命促生产,晚上还要学习毛泽东思想。那时赵君玲家三个孩子,父母开会带不了,只能把孩子锁在家里面睡觉,可赵君玲太小毕竟离不开母亲。她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不到吃饭时,她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发现不见了妈妈,两个哥哥也躺在了炕上睡着了,便“哇”得一声哭了。哥哥听见了妹妹的哭声赶紧起床把父母留给妹妹的疙瘩汤端给妹妹:“别哭了,妈妈开会去了快把汤喝了吧。”可她却丝毫不给情面依然哭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大哥见哄不好妹妹,便又钻进了被窝睡觉了。她爬在窗户上望着黑漆漆的窗外,嘴中不停地念叨着:“妈妈,妈妈……..”渐渐地,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当妈妈回到家中看到满是泪痕的孩子非常心疼,可是没办法,每天晚上都得去开会,只能把孩子放在家中。妈妈无奈的做法,却让那时的孩子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会了自立自强。
儿时的记忆是灰白的,没有玩具,没有足够的母爱,并不是母亲不爱她,而是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为了孩子母亲终日操劳,甚至连自己眼睛的疾病都不愿去住院治疗,仅仅是不愿耽误一天工少拿一天钱为孩子买点吃的。这些山东支边青年和十几万转业官兵一样在北大荒这块土地上默默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也献出了自己对孩子的爱。其实他们再用另一种方法诠释着自己对孩子的爱。她们用自己的双手创建出了一个新的北大荒;用自己的精神演绎着世间伟大的母爱,正是因为有了她们,才拥有了现在我们幸福的生活。